自8月底自如“甲醛房”事件曝光，在经历了爆炸般的刷屏之后，逐渐归于沉寂。但是，网络传播特有的暴热暴冷，舆论注意力的快速转移，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媒体的追踪发现，某些第三方检测有些杂乱无序，消费者无所适从、维权困难。有些空气检测不合格的房间，被退租后当即又出现在企业App上，价格居然还涨了。
如此现象，当然让公众情绪难平，也在很大程度上，会继续对相关企业造成冲击。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有消费者维权集中有待逐步消化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则是相关企业发展目标产生了偏移，在高速发展之时，忘记了企业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企业当然需要逐利，关键在于以什么手段逐利。如果不是通过利他而获得自身的利益，那么所有逐来的利，都注定沾染着野蛮与血腥。在“甲醛房”事件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利他与自利的冲突，当一个危机事件仅仅被视为企业危机事件的时候，公众权益便很难获得真正的尊严和维护。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赋能已经使得某些企业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类企业，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往往在某个领域占据绝对市场优势，它们得市场之先，更携新技术之利。它们当然是企业，但它们却深刻地介入、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依托于琐碎生活方才有意义的人的尊严与权利。
想想我们身边如影随形的网约车、外卖、网购、移动支付等平台企业，我们实在不难理解这一类企业对于社会的力量。坦率而言，这一类企业已经带有社会企业的特征，但当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企业的自觉意识，尚未真正普及开来，对于公众以及管理部门来说，在概念上也仍然模糊不定。
前几天，美团发布了一份题为《新社会企业：创新、平台与价值》的研究报告，尽管在何为新社会企业、新社会企业究竟新的哪里、与所谓的旧社会企业究竟有什么不同等概念界定上尚存争议，但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
近两年来，成为社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几个主要互联网企业的追求目标。除美团之外，腾讯的马化腾也在2017年底提出，腾讯正在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今日头条的张一鸣在今年3月提出，平台企业要承担像基础设施那样的社会责任。9月份，程维在内部公开信中提出滴滴要做一家社会化企业。阿里则在其30年战略中提出，不仅要成为基础设施提供者，还明确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定位。
这种不约而同地争做社会企业的现象耐人寻味。一方面，当然与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定位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类企业的业务，具有典型的社会化属性。无需讳言，检视一下近期出现的一些企业危机，例如滴滴乘客遇害，以及自如的“甲醛房”事件，它们无一例外地引发轩然大波，归根结底在于这些事件与社会生活结合紧密，它们绝不只是企业自身的危机。
由此，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过分纠结于何为新社会企业。新社会企业当然是一种企业价值的认识自觉，但同时必定是企业的责任意识、社会价值的自觉。唯有这样出自内心的自觉，方能在企业自身治理上，超越单纯的市场巨无霸。
徐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