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人的成长空间越来越大,在深层次上给网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依托网红而生的“网红经济”甚至成为新型商业模式,被众多年轻人当作创业风口。影响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期待网红主动恪守社会公序良俗,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网络正能量的倡导者。

　　不管是网络表演还是网络写作,如果能与网络主流消费群体产生思想共鸣,且找到一条具有差异化特质的表达路径和技巧,则无疑打通成为网红的通道。但这两点都需要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事实也一再证明,具有清晰发展规划、具备持续内容生产能力、能够合理合法变现的网红,往往具备较好的教育背景,并善于在网络世界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营造影响力。

　　基于互联网,网红比传统明星更有活力。与此前明星们基本依靠电影、电视、真人秀等途径成名不同,网红们往往只要把网民的关注点、易被网民接受的内容黏合到一起,就能够在短期内拥有大量粉丝。互联网的先天属性让网红更容易被人接受,其互动性是传统明星难以企及的。北京泰洋川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知名网红“papi酱”合伙人杨铭就认为,未来大明星一定会从网红中脱颖而出。

　　多数年轻人对网红感兴趣,推动了包括线上和线下的网络经济行为。因为网红和粉丝距离很近、互动性强,粉丝对网红容易产生认同感,网红对销售又具有巨大的诱导力,再加上网上消费的便利化,使得以年轻人为主要参与主体的网红经济快速发展。从目前商业行为获得较大成功的网红来看,价格合适、符合时尚口味、能够大量生产的产品,极易受到粉丝们的青睐,尤其在美妆、服装等垂直领域,网红的转换率明显高于传统明星。一些知名网红网店的年销售额甚至达到亿元规模。

　　随着“90后”逐渐成为社会主要消费群体,网红经济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开始形成一整套模式。首先是针对年轻人想做网红,网红经纪人、网红孵化器开始出现,其次是网红团队化,个人网红只是前端,背后有运营团队,用来维护网红的热度、开拓变现途径等,多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运转有序、规模庞大的产业链条。

　　网红及其经济行为的火爆伴随着的是当代社会青年时尚文化的兴起。青年文化的多面性也必然导致网红及其周边出现不少问题,甚至遭到社会非议。直观来讲,眼球效应下的网红过度重视颜值经济,业内人士认为这给社会审美带来很大的困惑,是近年来年轻人对美的追求发生变化,由之前强调内在美、自然美,演变为追捧“整形美”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网红及其团队急于赚钱,对经济效益呈现明显的过度追求,带来诸多不良示范。大多数网红还没有学会作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用自我修养完成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的提升,而是急于套现赚钱,缺乏文化、艺术、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培育,难以肩负社会公众人物应负的责任。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看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一般认为,网红都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取经济效益。实现商业上的价值,是网红及其团队生产内容、扩大影响、力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享受收益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尤其是已经产生社会影响力的网红及其团队,更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更意味着在公众及监管部门不同视角下,网红要多维度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

　　在业内引起轰动的“papi酱”吸引风险投资1200万元,标志着网红经济进入了具有高端经济性质的、纯商业操作的和金融结合的运转模式。虽然商业投资有自己的固有逻辑,但综合商业口碑、社会影响以及可持续增长性,投资选取上倾向于具有正能量特质的网红,无疑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更多的增值前景。

　　完善监管,引导网红经济持续发展。网红经济是一种互动型经济,监管部门要一方面规范网红所依赖的微信、视频网站等网上社交和商业平台,另一方面要鼓励支持互动式经济的发展,推动网红经济在整个互联网经济的范畴下形成新的增长点。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对网红而言,政府部门管理要简化,鼓励要细化。

　　总之,明星属性、与互联网用户高频互动,无不意味着网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具备广泛传播的媒介特质,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网络吐槽范畴；网红经济其新经济形态的特点,对资本、创新、人才的整合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青年一代消费文化习惯的形成息息相关。二者都说明网红及其经济行为会对公众尤其是对青年人带来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网红不应该成为“网络污染源”,而应主动成为网络正能量的倡导者,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更高自身价值,创造更多社会财富。